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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石苞、陈骞坐定，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那番已重复过无数遍的话。

“昔日，太祖武皇帝拨乱反正，辅佐刘氏，后汉禅让给魏，真乃天下盛况啊！魏朝历经多代，其间几近倾覆，幸赖晋王匡扶。晋王对魏实在有再造之恩哪……”

“陛下可知道古代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

“你们的意思朕全明白。”

这番话，曹奂几乎都能背诵下来，核心意思不外乎是劝曹奂禅位给司马炎。近日来，想必朝廷公卿也免不了对曹奂吹风，可唯独石苞和陈骞的劝谏被载于史册。这意味着什么？二人身为魏国军事力量最强的藩镇重臣，分量自然比朝廷公卿要重得多，因此，由他们二人出面，基本上可以算作最后通牒了。

与此同时，司马炎任命他的亲信羊祜（hù）（司马师夫人羊徽瑜的胞弟）担任中领军，统领左卫、右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骁骑七营禁卫军，全权负责皇宫内安全。又临时在京都洛阳增置了四个新的护军，负责统领驻扎在京畿一带的中央军诸营以备不测。京都局势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很快，这里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曹奂颁布诏书：“晋王祖孙三代辅佐皇室，德勋泽被四海，朕决意将皇位禅让给晋王……”

司马炎执意推辞。

紧接着，以何曾、王沈为首的公卿大臣反复恳求司马炎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绝非虚情假意，因为倘若司马炎不答应，他们这辈子就真算白忙活了。

司马炎没让大家太多费心。公元266年初，他终于接受。这份诏命已经让司马家族三代人苦等几十年了。

洛阳城外南郊建起了一座高坛。

公元266年2月8日，高坛下会集了数万朝廷官吏，高坛上，魏帝曹奂和晋王司马炎迎面站立，一如四十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汉献帝刘协和魏王曹丕各自所处的位置。一切都结束了，解脱了，大魏国终成过眼云烟，埋没在人们的记忆中。曹奂有些愧疚，但他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无法阻挡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已不知道该追溯到哪一年、哪件事了。

“魏朝天禄永终，历数在晋！”伴随着钟鼓齐鸣和欢呼声，历经四十六年的魏国国祚终结，被晋取代。

有人把司马家族篡魏和曹氏篡汉相提并论，这多少有些不妥，客观地讲，早在“党锢之祸”、黄巾党起义以及暴臣董卓秉政的时代，东汉王朝就已濒临崩塌、名存实亡了。曹操是东汉末期的权臣不假，但若没有他，汉室应该更早寿终正寝。司马家族却不然，在他们夺权的时候，魏朝相当强大，更没有倾覆的危险。但不可否认的是，恰如蜀汉的企业文化由刘备、诸葛亮建立一样，曹操也一手造就了魏国的企业文化——权臣篡国，正因为这种企业文化（或者可被称为不健康的基因），司马家族才有了成功的土壤。可以这样概述，曹丕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来了皇位，司马家族则依靠九品中正制迅速做大，以利益驱使、控制士族，最终又将曹氏推向了覆灭。

不过，即便是司马炎称帝这种对司马家族百利而无一害的喜事，族人中竟也冒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司马懿七弟司马通有个儿子名叫司马顺，他在禅让大典上口不择言地发了句牢骚：“这和尧把帝位禅让给舜根本不是一码事，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称为禅让！”司马顺绝对算家里的异类，事后，他被罢黜官爵并流放。

司马炎称帝后，重新追谥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司马师为“景皇帝”，庙号“世宗”；司马昭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帝王死后供奉于皇室宗庙中的牌位名号。庙号有“祖”“宗”两种，大体上，开创基业称祖，守成明君称宗。司马懿毫无疑问是开创晋朝的“祖”，司马师是“宗”。而司马昭也称“祖”，是因为他被魏朝册封为晋王，也算开创基业。再补充一句，司马炎死后，庙号同样是“祖”，因为他是晋朝真正意义上的开国皇帝。

再说谥号。当初，曹操生前数度流露出想得到“文”这个谥号的意思，但死后却被曹丕追尊为“武”皇帝，孙权在称帝后也仅仅追尊亡兄孙策为王，而非皇帝。如今，司马炎追尊伯父司马师为皇帝，又把“文”这个谥号给了他爸爸司马昭，他比起曹丕和孙权有着更为宽广的胸襟。其实，甚至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若论宽厚大度的帝王，司马炎绝对能拔得头筹。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魏国消亡后，曹奂被封为陈留王（这是为了纪念当初曹操在陈留郡起兵创业），食邑一万户，并且，他和当年的曹芳一样，也被软禁在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里。后来，在西晋时期的多起宫廷政变中，又有多个司马皇室成员被幽禁在此，金墉城遂成为专门安置失势皇族的地方。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就在曹奂离开皇宫，前往金墉城的路上，一个须发雪白的老臣突然扯住了他的衣服。“陛下！陛下！”这老臣正是太傅司马孚，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臣到死的那天，也依然是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啊！”

曹奂茫然地凝视着司马孚，他早就听说当年曹芳被废、曹髦被弑时，这位老臣也是像现在这般悲伤。他有点不知所措：“司马公快快请起。”说着，伸手将司马孚搀扶起来。这些年，他目睹司马孚为巩固司马家族权柄所做的努力，但除了哭之外，他从未见过司马孚为曹氏社稷做过任何事。虽则如此，曹奂的眼眶还是不禁湿润，心头五味杂陈，涌现出异常复杂的情感。

不远处，司马炎望着司马孚的惺惺作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小声嘀咕了句：“这位叔祖父，果真如父亲形容的那样，太入戏了。”

又过了段时间，曹奂迁居邺城，受到极高规格待遇，被获准仍以皇帝的方式生活，一切按照魏国的惯例来进行，他的宫室犹若一个仿生态的饲养笼。不过，曹奂并不介意，他今年二十岁，自他出生之日起，便一直如软禁般生活着（其实，他也的确一直被软禁着），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无任何不同。而后，曹奂再没有离开过邺城，活到五十八岁病逝。另外，那些被软禁在邺城的曹操的子孙后代，其爵位全部由王降为侯，他们也和曹奂一样，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那些可悲的曹氏藩王。

“曹丕认为天下最危险的人就是自己的兄弟，他居然不信任自己的兄弟……”司马炎没有忘记司马昭临终前对他的告诫。几天后，他开始对司马氏的族人大肆封赏。他将司马氏的藩王定为三个级别：大国食邑两万户，统兵五千人；次国食邑一万户，统兵三千人；小国食邑五千户，统兵五百人。其中，司马榦（司马懿第三子，司马师、司马昭的同母弟）、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司马攸（乳名桃符，司马炎同母弟）这四人按照第一等级封为大藩王，司马炎的其他几位叔伯、堂叔伯、弟弟、堂兄弟总计二十二人封为中藩王和小藩王。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曹氏藩王昔日遭受的苛刻待遇，再与司马氏藩王做一番对比。燕王曹宇以五千五百户食邑位列诸曹氏藩王之冠，这还是因为他儿子曹奂登上皇位，几十年中屡次增加食邑的结果，而且，曹氏藩王受到诸多束缚，譬如不准入京、不准参政、不准离开藩国和频繁更改封地、不准彼此沟通联系，更无兵权，而司马氏藩王全无这些限制。晋室和魏室对藩王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相当微妙，朝代的变革像跷跷板一样，左右起伏不定，其中不乏矫枉过正，而真正的平衡往往转瞬即逝。

最后再补充一句，这些司马家族的藩王，因为留恋京都的繁华与权势，基本上都赖在京都不回自己藩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更直接参与政治，藩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位于远方的取之不尽的钱库。

以上二十六位司马氏藩王，却不包括司马孚。

那么，这位大魏国的“纯贞”之臣——司马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他可以定义为超级大藩王，食邑是大藩王的两倍，竟高达四万户，官拜晋朝太宰（位阶最高）、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央军最高军事统帅）。每逢新年的朝会，司马孚乘坐车驾上殿，司马炎则亲自走下台阶相迎，对他施以晚辈之礼。当时，司马孚的儿子司马望官拜司徒，像这样父子并列为朝廷上公的情况，亘古未有。

晋朝开国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公元272年，司马孚九十三岁高龄，即将寿终正寝了。临死前，他写下一封遗书：“大魏国贞洁之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意思是不做伊尹、周公旦这样的首辅权臣），不夷不惠（意思是不做伯夷、柳下惠这样的隐遁避世者，行事中庸），立身行道，终始若一，今素服简葬。”

想当初，司马孚最早被曹植选为幕僚，以忠言规劝曹植被人称道，可当曹丕成为世子后，他就迅速转投到曹丕门下，丝毫没有因为和曹植的瓜葛受到排挤。同样，在晋取代魏的道路上，司马孚也是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尽心尽力协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维护着家族的利益。可是，他用三次痛哭掩盖了所有的一切。第一次哭，是在曹芳被废时；第二次哭，是在曹髦被杀时；第三次哭，是在曹奂禅位时。有人说，或许司马孚真的没有参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篡夺曹氏社稷的阴谋，可是，包括当年的“司马八达”，以及司马家族的众多子侄辈中，唯有司马孚获得如此高的优待，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对魏室的忠诚？这难道不荒谬吗？一言以蔽之，这位既得利益者，在史书中的形象是温厚而忠贞的。

司马孚太入戏了，他以毕生演绎了一个忠臣的角色。或许，他确实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为人生本就是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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