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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第2页）

江华这回也忍耐不住了，他指着江青说：“特别法庭是经人大任命的，是代表人民的，你对抗法庭就是重新犯罪。我代表法庭不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江青骂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点累了，她坐在椅子上徐徐地喘着气。

审判员甘英开始正式提问：“江青，你是否曾经讲过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

江青对这次审判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企盼，她不住地东张西望，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对法庭的提问，她只是冷冷地简单回答：“不记得。”

于是，法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的讲话录音，宣读她讲话的摘要。

听罢，江青回答：“是我讲的。”

公诉人说：“由于江青的诬陷，王昆同志被关押、批斗达八年之久。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江青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张口就是法，肆意诬陷和打击一些普通的百姓和领导同志，她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干下了难以敷计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和她清算，以伸张正气，保护人民，振兴法律的尊严。”

在调查江青诬陷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湍的问题时，法庭宣读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接见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人大孙湍，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和苏联有关系。”在孙湍被迫害致死以后，江青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还说：“孙湍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特务的机构之一。孙湍也是写《朱德传》的人啊。”

“江青，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甘英问道。

江青沉着脸说：“是我说的。孙湍就是一个特务，这是有材料的。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才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是诬陷，那么原来的北京市委呢？这可是彭真一手干的吧。他的问题，你们去问彭真吧。”

接着，法庭开始播放江青的另一次讲话录音：“……还有一个刘白羽，这个刘白羽我看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读的是民国大学，是野鸡大学，有相当强的特务组织，那个地方就是出特务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好好地整理一下。就会有点名堂出来。刘白羽后来到了延安，然后到了太行，就开始和孙湍合伙搞《朱德传》，这就是物证。”

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人们很想看一看了。审判以来，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想看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没有市场；他们不想看的文件，却充斥于各个角落。这样，怎么能有利于这次审判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江青在回答提问时，气呼呼地说：“不错，我说过刘白羽是叛徒，这都是有证据的东西。旧文化部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呢。”她用手比划着说，这些都是你们一伙人整理的材料，我只是看了材料后讲了讲而已。我是诬陷，那他们呢？我估计到你们通过这一次审判，一方面要洗刷你们自己的丑行，另一方面你们会销毁你们自己的罪证的。我已有话在先，到时候让人民来看吧。“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陈荒煤的罪行。工作人员公布了她的另一个讲话：

“我要说，陈荒煤也不是一个好人，”江青在一九七〇年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你们发现陈荒煤的材料没有？”当专案组人员回答说“没有”时，江青火了：“怎么能没有呢？他叛变了。”

念完材料，公诉人王耀青说：“江青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她就是这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如安徽的原省长黄岩、陕西省原省长李启明、煤炭部原部长张霖之等人。这些，充分说明了江青在篡党夺权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的，不管你怎样在法庭上狡辩和诬赖，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江青在对待领导人方面是这样，对待普通的工人上也是这样，建议法庭公布她诬陷迫害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证据。”

于是，法庭就这个问题讯问江青，江青回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时传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诬陷他何来？”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说：“我爸爸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一九五九年，时传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跟他握了手、照过相。一九六六年国庆期间，时传祥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过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但是，一个月后，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无中生有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他被人家收买了。’从此，我爸爸就被扣上‘工贼’和‘粪霸’的帽子，受到摧残，遭受迫害。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游街、揪斗达五百三十多次，强迫他承认‘工贼’的罪名。在这种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我爸爸的高血压日益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就在他行动十分困难，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时候，又被遣送回原籍……”

江青侧着身子，无动于衷地听那位年青人的讲诉，仿佛这一切和她毫无关系。她的表情时而惊讶，时而摇头，时而低头喃喃自语，离她很近的人听到她在说：“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时纯利流着眼泪说：“当周恩来总理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指示要把我爸爸接回来抢救治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我爸爸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含冤去世……”这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中。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是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定的，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是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不过，事情的确像毛泽东所说的，这场斗争复杂得很，打击错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传祥究竟错了没有？我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法庭上的屏幕里投出张霖之当年遭批斗和惨死的照片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声。

江青也扶正眼镜，仔细地看着，说：“搞武斗，是我历来反对的，林彪一伙就是不听。”

但是，法庭宣读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说：“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煽动下，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了诬陷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准他去大庆治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批斗煤炭部几位部长时，那些造反派追问张霖之在什么地方治病，他们说：‘江青讲了，张霖之有病，就是抬担架也要把他抬回来批斗。’会后，他们又追问，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她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十二月十八日，张霖之回到北京。十九日，他就被造反派扣押起来。从此，他们天天逼迫张霖之承认他是彭真的死党，不承认就打。在一次批斗张霖之的大会上，他们给张霖之带上了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使张霖之遭到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惨死……”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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