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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和偏嗜总会让我们怦然心动。《归，来路》中“我”喜欢孤独，怕开会，想辞职，“关上门独自一个脱得一丝不挂”并沉迷于幻想和回忆是“我”的独特爱好；《小镇的传说》中罗莉正是借助于离群索居开“记忆收藏店”的孤独一度变得生机勃勃、青春焕发；《空的窗》则通过退休老教师对于“孤独”的恐惧绝望和盲女对于“孤独”的升华的对比让读者目睹了现代人两种不同的“孤独”心态。在作者眼中，盲女的孤独其实正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境界，她对于世界的远离和无视给了她阐释这个世界的充分而绝对的自由。……我们看到，陈染一方面对于现代人的孤独之痛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书写并很大程度上把它与人的生存困境联系在了一起，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愿现代人在这种生存痛苦中被轻易压垮，因而她的主人公面对“孤独”时往往在体味痛苦之际也同时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此情此景中的“孤独”也就不仅给人以悲剧感，而且更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悲壮了。其二，家园之痛。

如果说孤独之痛在陈染小说中是一种弥漫性的存在的话，那么家园之痛则又是和孤独相随相依的一种更本质的生存痛楚。当然，所谓“家园”在陈染的小说中也是有双重所指的。一方面，它对应于主人公当下的现实家园，另一方面，它又更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走进陈染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她所营构和表现的“现实之家”几乎全都是残缺和破损的，“家”的丧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主人公们生存悲剧性的直接注解和显在表征。一群无“家”的个体在寂寞如沙漠的世界上徒劳挣扎着，孤独、苦闷、徘徊、变态乃至仇恨和死亡交织成了一曲人生的悲剧旋律，陈染的小说也由此覆盖上了一层灰暗、清冷的色调。而具体考察陈染的小说，我发现她对“家园”失落之痛的表现又是沿着两个特定的层面来展开的。一是父母之家的丧失。陈染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表现父母离异或父母远离人世的“孤儿”的生存感受。作为一些“无父”的个体，“家”对于他们的保护和温暖随着父亲的远离而成了一种不着边际的梦想。他们面对社会和世界时再也没有了依靠和退路，“家”和世界一样成了一种共同的压迫他们生存和心灵的灰暗之所。正因为如此，对“现实之家”的逃离、恐惧乃至仇恨就成了主人公们经年累月的一种最日常的情绪与心态。《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和《无处告别》两篇以黛二和母亲的内心矛盾为线索的小说可为代表。一老一少两代寡妇在一个以墙和门窗封闭起来的空间里进行着一场窥视与反窥视、诅咒与反诅咒、进逼与反进逼的心理战争。在这种爱与恨、亲与仇互为交织的战争中，“家”的本真已随袅袅的硝烟而消逝殆尽并最终蜕变为一座扭曲人性的“牢笼”与“地狱”。对于黛二来说，逃离“家园”甚至成了她生存幻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她与母亲的内心较量很大程度上也正集中在“逃”与“关”这两种对“家”的不同态度上。正如她自己所称：“我永远都陷在‘离开’这个帝王般统治我一生的字眼里。”可惜的是，黛二最终并未能实现对于“家”的逃亡，这也是她终日陷在巨大的心灵焦虑与痛楚中无以自拔的主要原因。与这两部小说相似，《小镇的传说》、《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也都把“父母之家”解体的破败景象以及这种“家庭”碎片对于主人公现实生存的巨大压力描绘得淋漓尽致。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这部小说中，陈染甚至隐喻地昭示我们：主人公“秃头女”被父亲打出家门的不幸其实正是她的大幸，相比于父母之家而言，“尼姑庵”其实才更具有“家园”性质。一扇家门的关闭，正是另一扇家门开启的前提。没有父亲的将她逐出家门，也就没有“尼姑庵”向她的敞开。一是“自我”之家的破碎。陈染的小说世界内总是行走着一对对同床异梦的爱人、情人和友人。她的主人公不是寡妇、离婚者（或即将离婚者），就是妓女、同性恋、变态者。他们或者本就无家可言，或者是家的破坏者，现实之家在他们的冲撞、挤对和拆解之下几乎无一能免分崩离析的可悲结局。在这里，陈染表现了她对于爱情、友谊、亲情等的悲观和怀疑态度，并根本上否定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时光与牢笼》中水水与丈夫的爱情之家虽已经摇摇欲坠但却仍还维持着一种世俗的形态的话，那么在《潜性逸事》中我们则和主人公雨子一道在现实之家灰飞烟灭的缕缕尘埃中目睹了爱情和友谊的双重覆灭。雨子对于丈夫的粗俗日益不能忍受因而萌生了离婚的想法，并告诉了自己心灵的“知音”李眉。然而，实际上李眉却是她“心灵相通的敌人”，正是超凡脱俗的李眉最终要嫁给雨子的丈夫。生存荒诞和生命的尴尬就是这样轰毁了人类的爱情之家。同样的家园破灭景象在《饥饿的口袋》中也清晰可见，剧作家麦弋女士因为离婚而把她的现实之家改造成了一座“空洞之宅”。女友的同住和男友的短暂回归不但未能给她丝毫“家”的回忆，相反却从他们的双重背叛中再次体味了“家园”人去楼空后的凄凉与辛酸。

而与“现实家园”的失落相对应，对“精神家园”流逝的悲悼也是陈染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层面。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家可归”的生存焦虑既根源于现实之家的破败，同时又更来源于内心和精神上的无助与无奈。而根本上说，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绝望心绪的突出表征就是精神之家的无处着落和无从寻觅。陈染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对主人公们精神之家流逝后的幻灭、痛楚、绝望、焦灼等等心态的解剖、呈示中逼进了横亘在人类面前的这道永恒的生存难题。活跃在陈染小说中的生命都是那些精神之家的弃儿和放逐者。他们以自己决绝甚至变态的方式对抗着世界、对抗着他人，也对抗着自我。《归，来路》中的“我”一方面固然因现实之家的丧失而有着在姐姐家做寄寓者的现实痛苦，另一方面更有着对于精神家园的焦虑和困惑。她对于孤独的偏爱、对于回忆及怪想的执迷、对于世俗生活的厌倦都是寻找精神家园之旅受阻后茫然失落心态的一种典型表征。《空的窗》中失去老伴的退休教师和失去光明与恋人的“我”都处在一种对“精神之家”的寻找与祈求之中。老教师对于送死信的虔诚，一方面是他抵抗孤独和绝望的精神良药，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在现实之家的废墟上重建精神之家的生存梦想的一种实现。而盲人少女“我”在失去光明远离现世沉入彻底的黑暗之后却反而获得了生命的澄明与敞亮，在她没有失明之前所无法找寻的“生命与光亮”在她成为盲人之后一下子就照彻了她的心灵，以致她每天清晨都能矗立窗前眺望“太阳的升起”；《塔巴老人》中的塔巴和黑丫虽然是两代无家的孤独者，但在“尼姑庵”内她们的交流与相通又何尝没有为她们构筑起暂时的“精神之家”呢？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能对陈染小说主人公的“尼姑庵情结”和向往“幽僻之所”的怪癖获得一种精神理解。一方面，对于“尼姑庵”以及各种“幽僻之所”的崇拜和呵护是他们悲剧性地失去现实之家后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又是他们试图超越世俗生存重建精神家园的主动而决绝的生命姿态的一种生动写照。而毫无疑问，陈染对这样一种精神努力是充满感动和敬意的。其三，失语之痛。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3）

然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孤独之痛还是家园之痛，其本质仍是一种语言之痛。对于世界、对于“他者”的无法言说和失语实际上才是现代人生存痛楚和生存困境的最本质的表现形态。而陈染的小说对于人类失语之痛的表现可以说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她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些独语者和准独语者，他们对于世界和他人无从进入也无法对话，无一例外的都只有面对内心和自我一途，仅凭梦想、幻觉般的自言自语在生存的泥淖中沉沦、挣扎。“无人倾诉”的失语之痛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孤独之痛也正是这种失语之痛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失语之痛孕育并催生孤独之痛，孤独之痛反过来又更强化和加剧了失语之痛，两者共同把主人公们带入了生存之夜的黑暗和混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陈染小说对于失语之痛的表现同样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层次。一方面，失语首先表现为世俗层面“对话”的艰难。在陈染的小说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相对于“他者”来说无疑都是孤独而封闭的，沟通和对话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和被否定的。在陈染所营构的世界里，不仅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深深的敌意无从对话，而且夫妻、情人和密友之间也都无不是些在本质上并没有共同语言的陌路人。陈染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些倾诉者，但他们倾诉的对象都只能是他们自己，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能听懂他们倾诉之声的“他人”，这是陈染对于主人公生存悲剧性的一个基本阐释。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和《无处告别》中，我们可以从黛二与母亲彼此的敌视、憎恨中清晰地目睹母女之间无从对话的悲哀与绝望。黛二“像一个陌生的旁观者一样审视这女人”，在她眼中，母亲是一个有“矛盾、怪癖和绝望”的出色寡妇和“出色侦探”，并视之为自己“永恒的负疚情结”；而母亲眼中的黛二则同样是一个“谜”，一个无法理喻的怪胎。母女俩各自不同的话语逻辑就这样导演和制造了一出家庭悲剧。而在《时光与牢笼》、《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等小说中，陈染又把夫妻、情人之间的“无语状态”作了生动的解剖。尤其是《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个阐释人类失语之痛的生动寓言。莫根和“我”是一对似乎无法分离、彼此相知相爱的情人。但莫根突然失踪了，他的消逝宣告了“我们”之间所谓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虚假性。“我”并不能真正听懂莫根的语言，而莫根对“我”的话语同样也无动于衷。最终“我”不得不在小说中承认：“我永远是一个被人类之声所隔绝和遗弃的人，一个失去耳朵的秃头女”，“我的内心一向孤寂，世界繁乱的嘈杂声永远无法真正进入我的身体。”不过，我个人觉得，在对于失语之痛的书写上，陈染最出色和最深刻之处还在于其对人类“伪对话”状态的发现和揭示。这方面的典型文本是几部描写朋友间的亲密友情之虚幻的小说，如《饥饿的口袋》、《麦穗女与守寡人》、《无处告别》等，其中《潜性逸事》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小说中，雨子是把“不喜欢说话，习惯说半句话”的充满神秘的李眉作为自己的心灵知音的。她自认最能听懂李眉的沉默和“半句话”，也只有李眉才理解她自己的心语。作为亲密的朋友，两人也似乎确实做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雨子要跟丈夫离婚的想法也只告诉了李眉一人。然而，随着小说的向前推进，我们却和雨子一道辛酸地发现李眉是如此的陌生和无法理解。而当丈夫向雨子宣称李眉要嫁给他时，两位朋友过去的相互倾诉立即就变得那么的虚幻和不真实起来，所谓的语言和心灵契约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同样的景观在《麦穗女与守寡人》中也有出色的描写，守寡人“我”在与英子“倾诉”到深夜后一起回家，但在出租车上“我”因精神幻象而杀死了司机。法庭审判时因为找不到诱拐者而无法为“我”定罪，在“我”希望心灵的倾诉者英子为“我”作证时，她却指证“我”为诱拐者。现实就是如此的荒诞和不可思议，它再一次提醒主人公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想象。另一方面，“失语”又表现为哲学层面上神性和精神话语的缺失，这种缺失作用于陈染小说文本就是对于“现实”的悬搁与放逐以及对于“过去”和“回忆”的迷恋。阅读陈染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对“现实话语”的舍弃是一贯而绝对的，她全部小说的话语指向几乎全都是针对“过去”的，“向过去倾诉”我觉得正是她小说的一种最基本的话语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固然使“失语之痛”和“时间之痛”结合在一起深化了作家对于存在之痛的表现，同时也赋予了她文本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意味，进而较好地凸现了陈染对于“存在”问题的现代主义态度。而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陈染对于“失语”问题思考的核心所在。在《归，来路》中陈染最先表达了拒绝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寻求超现实精神话语的渴望。“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本是人人羡慕的事，但“我”却充满了压抑和孤独感。无论是对于学校里的各式人等还是姐姐和姐夫，“我”都没有共同语言，即使与H女的同性恋行为也丝毫不能唤起“我”的丁点儿话语欲望，而只想把自己封闭在往事、回忆和怪想里虚构精神上的对话者。一夜不归之后“我”与二千五百岁老者的交谈和对话无疑是精神幻象发挥到极致后的产物。虽说二千五百岁老者也很难说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性话语的发出者，他对于“自我”、“人”等等的言说事实上也并未超越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但对“我”来说，一个倾听和对话对象的获得至少在某些精神层面上使“我”的生存焦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后《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空的窗》、《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也都把主人公追求神性话语的心态历程真实地袒露了出来。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神性的祈祷首先就表现在对于“时间”的敏感上。小说叙述都向着“过去”飞奔，“现实”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回忆”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方式和小说方式。《小镇的传说》中，罗莉就是凭借对于“记忆收藏店”内神秘往事的发现与沉迷而获得摆脱现实生存困境的精神力量的。遗憾的是，她在过去岁月中的风尘仆仆和喁喁私语并未使她真正接近救赎现代人的神性之光，相反却被厚重的与“现实”同谋的“过去”吞没、毁灭了。《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的“我”更是对于时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拜和恐惧，正如小说中所说：“九月是我一生中一个奇奇怪怪的看不见的门。”“我”在九月里被父亲打出了家门，又在九月里走向“尼姑庵”这新的寄寓之地，还在九月里遭遇到了父亲一样光脊背的男人让他破了贞操。“九月”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我”对于现实的绝望和失语，“我只与内心的九月互为倾诉者，分不清我们谁是谁”。而《塔巴老人》中的老人和《空的窗》中的盲女则也都是在对于“往事”和时间的执着中接近心灵和精神之中的神明的，老人话语中的神是过去的一段爱情，盲女话语中的神则是现实中永不存在的光明。尽管与虚幻的过往之爱的对话只是把老人孤独地送入了坟墓、对心中光明的眺望也并未把盲女从生存的黑夜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微弱的神性之声里我们是能感受到主人公精神的巨大震颤的。同样的生存景象在《站在无人的风口》这篇小说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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