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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②　时常听到作家对批评家的奚落，认为批评家是搞不了创作才退而求其次，操起了批评的行当，而吴义勤并不避讳自己从作家梦转向批评实践的精神轨迹，这种谦卑反映出他对文学的真诚，他能从自身的体验中体会到创作的艰难，感同身受地发现纷繁复杂的现象、主体和文本中的生命底蕴，并在研究中穿插着与研究对象声息相通的文化自省。这样，作者对文学症候的判断就有了反躬自问的意味，而不是眼高手低地对作家和作品指手画脚。在《无语的反思：由缄默走向成熟》中，他说：“文学的生命与作家的生命意识有着相当深刻的关系。作家固然是一个生命实体，而小说文本也随着构思、创作和阅读过程被赋予了成长的生命意味。小说家的生命意识最显明地体现在对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和生命力的颂扬。”而批评家的生命意识同样与文学的生命息息相关。也正是基于这种将心比心的理解与感悟，吴义勤面对批评对象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而是在相互尊重中进行双向交流的精神对话。

在《徐　论》中，他一开篇就说：“文学史上常常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许多作家，却得不到评论家的认同。评论家所把持的文学史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作家放逐出去，他们只好无奈地寂寞、沦落几十年。徐　正是遭受过这种不幸的一位作家。”　①　在出手不凡的论断中，吴义勤表现出对批评的责任的清醒理解，同时对文学批评的功能与误区进行历史反思。吴义勤对徐　的重新发现，是对批评自身的祛魅与去蔽，将徐　从传统批评观念的重重帷幕后面推到文学的前台，将批评的责任从种种外部束缚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批评家在深入考究作家和作品的同时，也是对批评和批评家自身的反省、质疑与拷问：“徐　何以会赢得众多读者的欢迎？又何以会遭致批评家的冷落？他的艺术世界的这种真正魅力在哪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应居什么地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徐　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②　对于一个一度被作为反面教材的作家的全面论述，这体现了一种还原历史的追求。徐　的被遗忘，称得上是强势话语强力干预所造成的强制性遗忘，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采访、座谈、讲话录、改写、改编、电影的、电视的改写好像是时代精神，‘会有一天已经过去的全部文化被完全重写，它将在它的改写本后面被完全地遗忘。’”　③　如果这种遗忘意志弥漫成一种社会综合症，社会就会失去记忆，不能或拒绝思考过去将对自己造成损害，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要超越过去首先就必须记住过去，而不是对当下的撒谎和遗忘。尽管知识分子寻找记忆的努力一如王小波的《寻找无双》中王仙客的处境，对于那些走失了的文化记忆，寻找回来的往往与初衷相背离。而吴义勤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追索，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在这种不妥协的姿态中，我们间或会遭遇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吴义勤对于徐　的论述没有先入为主的武断，而是以文本细读为前提，层层剥笋地切入问题的关键，如他所言：“在对徐　作品的反复阅读中，徐　逐渐向我敞开了他的情怀，我们也就一部部作品地展开了艰难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如此艰难，也完全依仗着心灵的感觉与感应，我有时觉得写得很累很苦，但我最终还是完成了。”　①　通过对徐　的《风萧萧》、《江湖行》、《彼岸》、《时与光》等代表性作品和散文、戏剧、诗歌、文艺思想的深入解读，吴义勤立体而多元地揭示了徐　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悖论性，其“通俗的现代派”的论断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徐　的文学世界和精神结构的内在冲突，这种低调的、不故作惊人的姿态，与此前文学史对于徐　的简单化的、排斥性的、粗暴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恢复历史和记忆本身，但这种质疑性的、多元化的、包容性的视角，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逼近真实的可能性。

吴义勤的新潮小说研究，同样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的。对于先锋文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生硬地照搬西方批评话语，用舶来的理论肢解本土的作品，而一些批评家往往是先验地确立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牵强附会地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贴上五花八门的理论标签，不惜以误读、篡改和歪曲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创新焦虑和“命名”冲动。在吴义勤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中，西方小说和西方文论同样是其最为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西方话语是其重要的批评工具，但是，由于作者对于文本的重视，把对代表性长篇小说和代表性作家的个案分析作为其理论基石，这种理论路径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理论归纳与自以为是的逻辑推演。对于文本的忠实，甚至使批评主体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易被察觉的内在冲突与分裂。作者在对新潮小说的理论界定、历史演变、观念革命、主题话语和叙事实验等进行阐述时，我们不难感受到批评主体的某种迟疑：“命名是困难的，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事物的存在，却无法真实地言说这种存在。对于‘新潮小说’来说，这种失语的尴尬就尤为令我们痛苦。”　②　一直以来，批评家努力的目标似乎总是打造一种刀枪不入、毫无漏洞的理论体系，忽略了抽象的理论与感性的体验之间的沟通和呼应，极力地掩饰自己在研究和论证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阻碍，很少选择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反例对论题进行反证与质疑，对与论题相冲突的材料避而不谈，掩耳盗铃地自圆其说。其实，对于任何一种有意义的事业来说，它必然不断地遭遇困难与挑战，没有难度的批评只能是没有创造性的、无聊的、不负责任的陈词滥调。因此，作为一种与文学共同呼吸的批评，它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而批评家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揭穿那些“绝对真理”的虚伪与空洞，批评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那些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批评主体在困难中探索的生命过程，批评家用自己的呼吸来实现自我，同时和所有的呼吸着的文学灵魂一起，活生生地印证着文学的存在与变化。正如吴义勤在《“历史”的误读》中所言：“谈到文学的功能，通常强调的都是文学的审美、教育、娱悦功能，而绝少提到作家本体的自我实践功能。而在我看来，‘自我实现’才是最基本的文学功能，它是其他如教育、审美等功能得以存在的基础。”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同样只有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批评主体才不会虚与委蛇，才可能真诚地投入，才可能为自己和文学负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实现”并非功成名就、自欺欺人的圆满，而是一种在不圆满状态中向文学理想逼近的动态的、艰难的生命过程。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2）

因此，那种真诚地袒露自己探索过程中的犹疑与困境的批评，与那些打磨得异常光滑的、表面上没有任何破绽的批评相比，更能够逼近人心，更能够给人活生生的审美启迪。直面难以直面的现实，而不是制造美丽的谎言，这是批评家的德性，也是批评的伦理底线。在这种意义上，吴义勤对于新潮小说价值的鼓吹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飞扬的激情和华丽的文风，只是这种气势宏大的理论建构，有时不免抑制了一些直逼生命深处的审美感悟的自由表达，或者说这些灵动的体验被汹涌的逻辑激情所遮掩，却在不经意间灵光乍现。让人欣慰的是，吴义勤的审美感悟并没有完全地臣服于理性思考的要求。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的“余论”中，批评主体被压抑的体验终于冲破理性的框架，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向度喷薄而出，让我们切实地体会到了批评家在理论建构与生命体悟之间的两难与分裂：“文学不再神圣也不再高贵，它切切实实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通的文化消费品。我不知道文学这种轻而易举的民间化和普及化究竟是文学的成功还是文学的失落。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转型期的必然成果。然而，当我在这个时刻面对先锋（新潮）小说的命运，总有一种无法遏制的黯然神伤。先锋派的民间性还原和通俗化转型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正视和承认。作为一个热心的先锋、新潮鼓噪者，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带给我的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因此，很长时间都把有关这一事实的话语压抑在意识最深层而不愿捡起。但不管怎么说，转型期的先锋派能在自我还原的同时完成对于先锋性和通俗性这水火不相容的文学两极的融化与嫁接，似乎仍然是值得言说并能赢得敬意的。这也就决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新潮小说的转型和‘蜕变’进行批判是相当艰难的。”　①　这种近乎幻灭的体验并没有摧毁批评家的信心，相反，它使批评家在痛苦的挣扎中变得成熟，使批评从飘浮在半空中的梦想还原为扎根文学大地的树木，刻骨铭心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风霜雨雪，以自己的绿色净化着文学的生态，与周围的植被共同生长。批评不是一种权力，批评话语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化霸权，批评不应该成为拒绝交流和排斥异己的号令，批评应该与文学和现实的苦难、局限、悖论共同呼吸，并且承担这些困难，批评应当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与确证。

从“技术主义”到“人文技术主义”

在当代文学传统中，“写什么”成了许多批评家的基本批评尺度，而意识形态的干预，更使“题材决定论”成为一种具有权威力量的判断标准。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中，文学叙事手段受“三突出”和“两结合”观念的长期渗透，显得异常苍白和贫乏，叙事视角是清一色的全知叙事，叙事逻辑基本上遵循时序排列的因果逻辑，二元对立的阶级、路线斗争成为推动叙事的动力，客观性、进步性、必然性成为历史和“革命”的内在规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从注重“写什么”到注重“怎么写”的转变，就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技术的革新同时意味着观念的潜在转变，使文学叙事冲破种种政治因素和审美陈规的束缚。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言：“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同一个历史事件，并给它一种新的解释。”　①　正因为此，吴义勤对于新潮小说的推举，异常重视其技术层面的突破：“新潮小说所确立的美学原则使新潮作家对小说的理解迥异于主潮作家，即小说的关键在于其形式而不在于内容和意义。因此，他们关注的不是小说写什么而是小说怎么写。在这个问题上，新潮小说特别地在语言、结构、意象和文本生成过程等方面充分地施展了他们的才能。他们认为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质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就是形式。”　②　任何一种叙事手段和文学形式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和政治观念的侵蚀，在这种意义上，技术革新是从操作层面入手，提升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对文学进行“换脑子”的艺术实验，新潮小说的主题表达与其形式革新密切相关，叙事手段的革命既是新潮小说观念和主题变革的具体实现和实践载体，同时也为这些叙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保证。如吴义勤所言：“我觉得新潮小说对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的革命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从‘为人生而艺术’向‘为艺术而艺术’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新潮小说实现了它的辉煌，也孕育了它的局限；一是把文学的革命从‘思想革命’的阴影下解放了出来，从而真正在中国文学史上完成了一次完全和本质意义上的‘文学革命’。”　③

面对小说技术的革新，尤其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对小说写法的颠覆性的贡献，我们不能再死守传统的观念，因循守旧地认为技术在文学艺术中是工匠的玩意，是末道。无可怀疑的，文学的写法是我们改变观念结构和思维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写法的创新将发现那些被反复书写的题材背后的新鲜玩意。和传统小说单一的、僵化的模式相比，现代小说多维的、立体的视角体现了一种批判性的变革，它对追求整体化效果的全知叙事的本能的厌弃，体现了对全知叙事中那个来历不明的声音和俯视苍生的虚拟上帝的怀疑，它既是对历史成果的批判性接受，又是对自身的批判性反思，避免以权力话语践踏其他个体的话语权利，将叙事定位于一种个人化的言说，尊重其他言说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不强求一律。基于此，吴义勤在其《史诗的尴尬与技术的无奈》等论文中，格外重视新潮小说的形式变革，甚至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低水平重复的症结在于：“一是艺术观念艺术思维的僵化落后，一是技术素养的低劣。”在这样的视野中，吴义勤对那些拒绝吸收现有的先进小说技术的作品，总是充满了一种怀疑，从其保守的姿态中敏锐地体察到一种僵化的、守成的、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甚至从不同的小说技术路径中，洞见潜在的意识形态意味。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3）

在某种意义上，为新潮小说而激动时期的吴义勤，算得上是一个“技术主义者”，期望着出现一个“技术主义时代”，他说：“新潮作家把关于小说写作的思路从‘写什么’转移到‘怎样写’之后，‘叙述’的地位在新潮小说中被强化到近乎神圣的地步。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操练方式都被新潮作家置入他们的文本中，中国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一切既大大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汉语小说在叙事和形式层面上与西方先进文学的接轨，从而改变了中国小说对于西方文学长期以来的隔膜状况；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新的审美经验和新的阅读经验的发生滋长。……就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来看，不仅新潮小说的文体形态有着鲜明的西方色彩，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甚至通俗文学作品在叙述层面和语言方式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新潮小说的文本‘技术’，从而在‘叙述’方面烙上了‘新潮’的痕迹，这就充分证明了‘新潮’叙述方式侵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广度并寓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叙事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段之丰富、小说叙述水平之高、文本形态之新颖都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从小说技术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新潮小说对于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①　在这种阐释方式中，批评主体并不仅仅把小说技术革新看成一种工具改造，而是将之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土壤改良，是根除积弊的有效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技术的激情并没有遮蔽批评主体的理性视野。吴义勤在为这种技术改良而鼓噪时，也痛苦地注意到了由此带来的“技术病”，新潮小说在沉溺于技术游戏时，也导致了“文本自恋与语言的泛滥”、“人文关怀的失落”和“当代性失语”等弊端。在《“生病”的小说》一文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小说的“技术病”、“语言病”和“精神病”等症状，并在其中反思了自己此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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