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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李宗吾在成都见着隆昌黄容九。黄容九问了李宗吾的姓名，惊愕地说：“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

李宗吾说：“是的，你怎么知道？”

黄容九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

李宗吾想，张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厚黑学，一定研究有得，很为他感到庆幸。却不料又过了一年，到了民国三年下半年，张列五从天津寄了一封信给李宗吾，细说自己的近况，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为难他，里面有一句“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李宗吾读了，大惊失色，叹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

果然，1915年1月7日，张列五被逮入京；3月4日，在北京被枪毙。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宗吾开始担任四川省视学，后调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担任科长的是李宗吾的同学加好朋友廖绪初。不过，三年多之后，也就是1919年末，李宗吾的甄子也出现了问题：科长廖绪初辞职，政府让李宗吾代理科长，李宗吾坚辞不就，回乡下去研究厚黑学了。

教育家办案（1）

1921年，李宗吾再次出任省视学，上任伊始，便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而这个案子也为后人了解厚黑教主如何活学活用厚黑学提供了一个标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位姓王的校长受嘉陵道尹委任前往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就职，一到任就被学生痛打了两顿，关押起来；县知事带着一个姓李的狱管员和若干队丁到学校要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各有所伤；后经驻军当地的范司令营救，王校长才得以离开学校。期间，王校长前后多次致函省署教育科，却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知所云。于是，省署教育科科长便让李宗吾借查学之便，去调查一下。

接了这个看不出水深水浅的任务，李宗吾出了成都，一路往川北而去。刚到龙泉驿，迎面遇到两个学生。学生看到李宗吾行李上的标记，知道他的身份，对他说：“我们是三师的学生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和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申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说完，继续往成都方向去了。

李宗吾和那两个请愿的学生分手后，途经乐至，解决了当地县学的学款纠纷之后，到了遂宁。

住进省立三师当晚，李宗吾接到已经被撤职查办、暂时还住在县署内的遂宁知事派人捎来的口信：“明早定准起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不过，因为时间太晚，李宗吾没有赴约。

第二天一早，就有学生代表来请李宗吾：“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

李宗吾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

学生改口说：“我们有话陈述。”

李宗吾这才随着学生去了。听罢学生诉说冤屈，他表态一定会根据学生说的这几项去查，并要求学生恢复正常上课秩序。当时，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所有教职员工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自治会的同意。有一位张老师家人生病，请了五次假都没能出去。不过，学生毕竟是要学习的，现在听李宗吾这样说，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安抚好学生，李宗吾这才急匆匆去县公署。新知事姓赵告诉李宗吾，他的前任已经动身了。李宗吾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好歹赶在开船之前见到了旧知事。

旧知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

李宗吾问：“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

旧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经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旧知事拂袖而去之后，李宗吾回到县署，把自己从各处听来的意见和自己的分析全盘托出，与姓赵的新知事结成同盟，一同到医院，调查伤单事宜。医生拿出英文伤单告诉他们，受伤的学生和队丁大都是被木器所伤，只有一个学生的腿上有子弹擦伤，没有人被土炮所伤，旧知事也没有来拿过伤单。

第三天，学生跑来询问进展情况，要求之后李宗吾写的调查结果必须经他们看过才能发往省属。李宗吾正颜厉色地回答，他是受政府委派来查案的，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但在调查结果没有上报之前，不要说是现场的学生，就是省长也不能干涉。学生担心李宗吾悄悄地把调查结果报上去，偏袒王校长，一时间群情激奋。眼看学生又要动武，李宗吾赶紧息事宁人，对学生们说，这个案件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校长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弄明白，其余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后，李宗吾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他已经和赵知事议定了“排难解纷”的宗旨，并去医院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勘察了学生和队丁冲突的现场，有证据说明是队丁从外往内射击。学生们当即请来赵知事询问，证实果然如李宗吾所说。

教育家办案（2）

学生们于是向李宗吾道歉。李宗吾趁热打铁，为学生争取到了因为这件事情被停发的经费。一来二去，李宗吾和学生的关系日渐密切，终于弄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事情全由争夺校长之位而起。

最初，A任校长，任命自己的同学B做教务。

B利用有军队经过遂宁，刻意钻营，谋求校长职位，A不交，B便使了些手段，找些士兵来殴打侮辱A，终于还是当了校长。B当了校长，聘请同学C当教务。

C耍了同样的手段赶走B，自己当了校长，却又聘请A当了教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过是ABC三人争夺校长的马前卒和牺牲品。A当了教务，自然不放过B，两人正在冲突，王校长来了，问C：“你是哪里委派的校长？”C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校长说：“省立学校的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

两个校长，一个是县知事委任的，有县知事撑腰，拒不交出校长印；一个是道尹委任的，不能上任，就在当地机关活动，博得同情以期援助，并无意间和B见了一面。于是，学生之间开始传言，说王校长要聘请B做教务。B本是被学生在A的组织下赶走的，学生们自然害怕他回来公报私仇，于是竭力抵制。

王校长在遂宁住了一段时间，见不能接任，回成都去说明缘由，上面于是电令知事，勒令他督促C交出校长印。当时，C正带着校长印和全校学生在安岳旅行，途中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着印跑掉了，把学生留给A和其他教员。师生从安岳回来，快到学校时，A集合学生演讲，说：“你们到了学校，抓住王某就打，打死了我负责。”还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于是，学生回到学校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是一顿暴打。

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本原因。

更可笑的是，学生们打了王校长之后，还搜走了他的私章，以他的名义通电各处，所以，省署教育科收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文。在其基础上，学生们还想办法让全体教职员联名撰写电文，诉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道尹如何违法、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这些电文当即成为成渝两地的报纸报道学潮的第一手资料。

在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李宗吾又和赵知事一起分别见过学校老师、王校长、姓李的狱管员、范司令的书记官等，一一核实后，再将遂宁各政府机关代表请到县署，先问他们当日的情况，见他们吞吞吐吐的，便说：“案情我已经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了整个过程：当日学生把王校长打了一顿关押起来，旧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去说；第二次学生又把王校长吊起来打了一顿，各位担心校长有性命之忧，才请范司令营救。他说完，在座的各位都说丝毫不差。李宗吾于是宣布结论：“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冤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和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

散会后，李宗吾当即借重庆有公事离开了遂宁。一到潼南，他就将呈文交了上去。在陈述完整个过程之后，他说，关于校长被殴一事，他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但他向证人保证过，除非上了法庭，是不会公开证人姓名的。最后，李宗吾给出个人意见：学生们是青年才俊，不必绳之以法，最好网开一面；旧知事已经撤职，不予深究；校长C拒不移交，酿成重变，是罪魁祸首；王校长德才兼备，应予重用。

很快，此案尘埃落定：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李宗吾交出证据，以便转给法庭；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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