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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1页）

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顺堂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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