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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干部不可不正心修身（第2页）

领导干部担负着一个地方、部门或单位的领导职务，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他必须在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养，其政德水平的高低，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内在判断，必然直接影响其决策的对错、施政质量和为人民服务的效果。因此，作为一个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好干部，除了要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外，良好的道德品质更是首先要具备的条件。

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好坏，对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领导干部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仅会得到群众的拥戴，也会感召一方民风积极向上；反之，如果领导是一个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人，这个地方的党风、政风就会不正，民风就会受到污染，领导也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拥护支持。因此，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给群众树立学习的榜样。一要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力量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二要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地学习，毫不懈怠地实践，与时俱进地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三要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积极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带头坚持集体领导，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四要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不搞特权。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上行下效的积极效应，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继而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交友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不可能遗世独立。人与人之间势必发生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党员干部由于工作岗位的特点，决定了其交往活动会更多一些。但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其交友范围和方式往往影响着权力的运行。有道是：“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并非小事一桩。党员干部交友更不可不察，这也是对自己人格和党性的考验。许多领导干部堕落腐败，都是因为交友不慎。搞市场经济，我们要亲商爱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嵇康（4年－6年），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谯郡（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孙女，曾任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9岁。嵇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1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

嵇康和阮籍都对那些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当时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们宁愿在洛阳城外的竹林之中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隐士，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们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当他们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嵇康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经他自己加工改编的一首古代名曲，阮籍是嵇康的知音。在洛阳城外的竹林之中，一间茅舍、一杯清茶、一张古琴、一只野鹤，嵇康弹奏《广陵散》，阮籍则在一旁时而吹着竹笛，时而饮着杯中的清茶，时而拍手叫好，好似当年的俞伯牙与钟子期。

嵇康临刑前，阮籍与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并让其到太学讲学，但并未获准。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阮籍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在面对仕途、财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性情与态度，就是文人之交淡如水的做派。

“管鲍之交”起源于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最初见于《列子》——“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起初，管仲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管仲家里穷，出的本钱没有鲍叔牙多，可是到分红的时候，他却要多拿。鲍叔牙手下的人都很不高兴，骂管仲贪婪，鲍叔牙却解释说：“他哪里是贪这几个钱呢?他家生活困难，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曾经带兵打仗，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后面，退却的时候他却跑在最前面。手下的士兵全都瞧不起他，不愿再跟他去打仗。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有老母亲，他保护自己是为了侍奉母亲，并不真是怕死。”鲍叔牙替管仲辩护，极力掩盖管仲的缺点，完全是因为爱惜管仲这个人才。管仲听到这些话，非常感动，叹口气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管仲和鲍叔牙就这样结成了生死之交。

还有一个故事，相传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尚未得志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王茂生夫妇接济。后来，薛仁贵参军，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因平辽功劳特别大，被封为“平辽王”。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启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启禀王爷，此人如此大胆，戏弄王爷，请王爷重重地惩罚他！”岂料薛仁贵听了，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的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滥交朋友的现象应当引起警惕：有的喜欢听好话，与溜须拍马的人交朋友；有的贪图享乐，与大款交朋友；有的喜欢所谓的“江湖义气”，与“混混”交朋友。事实表明，不正当的交际是党员干部腐败的加速器。一些党员干部就是被所谓的“朋友”拉下马、送进铁网高墙的。对党员干部来说，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政治。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这个数就是指对所交往的人要有判断力，辨良莠、分好坏、认准人，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与正派人交往，远离不良之人，是交友的基本准则。君子之交淡如水，为政之道清似茶。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杜绝低俗的“投桃报李”行为，更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搞到工作中来。交友无度，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讲哥们义气、不讲党纪国法，就难免落得“木匠带枷——自作自受”的可悲下场。

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周围不缺形形色色的“小兄弟”，却缺乏来自最基层的普通朋友。如今，交通发达了，通信先进了，有的人却与群众的距离远了、沟通少了。生活最深刻，群众最智慧。群众处在实践第一线，对事物的观察、对情况的了解更细致、更透彻、更深刻。事实上，多与普通群众交朋友，有助于获得来自基层、来自民间的真话真情，也不易被周围的“小圈子”所迷惑。多与普通群众肩并肩坐在一条板凳上，有助于把党的主张宣传到群众的心坎上。只有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真正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减少决策的失误。

古人有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交上一个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镜子，多了一个参谋；交上一个坏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历史重任，面临着各种考验，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交往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不交无德之人、不交无义之人、不交无耻之人。如此，有助于做到防微杜渐、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

★正确看待寂寞与清贫

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原则，为了富贵而突破底线，为了享受而不顾道德。领导干部在追求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该摆正心态，秉持正确的利义观，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义。领导干部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一定要懂得权力是服务、是责任、是奉献，做到予我之物不多求、无我之物不苛求、身外之物不必求，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立足岗位，公而忘私甘于平凡，树立勤政廉政的好形象。

于谦，字廷益，明代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刚正不阿。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于谦为官5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当时官场腐败，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于谦一身正气，绝不随波逐流，他每次进京，都只带随身行装。有人劝他：“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该带一点土特产送送礼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我带有两袖清风！”于谦身居兵部尚书，却“口不言功”，“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自己的床“小小强床不足伸，多年蚊帐半年尘”。他遭诬陷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时，人们见他家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定必是钱财，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于谦曾写下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海瑞（1514年—1587年），明代著名清官，举人出身，41岁入仕，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45岁时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最后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这位在历史上以敢于上疏骂皇帝而著称的大臣，也是一位享誉古今的大清官。海瑞为官，始终坚持最高的廉洁标准，除了领取政府下发的俸禄外，他绝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灰色收入”。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每年的实际收入仅为1石大米，7.49两银子，60贯钞，以购买力计算，他的月薪大致相当今天的110元。海瑞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全靠这么点收入，生活水平跟现在的低保户差不多。尽管收入低到难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但海瑞依然毫无怨言地接受，完全靠工资安排生活。身为知县，他亲率仆从在后衙种蔬菜自给，当然吃不起肉。有一次海瑞为母亲过生日，买了二斤肉，这居然成了新闻，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胡总督竟以传播消息的口吻说：“听说海知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

海瑞本人十分节俭，对下属也严格约束，除了严禁收受各种“灰色收入”外，连公费支出也大为减少。淳安地处交通要冲，过境官员士大夫很多。按照当时流行的规格：一般官员路过，大概需驿费（招待费）二三十两银子；如果督抚大员路过，需银三四百两。明朝时，官府并无此项经费预算，所有费用都由当地百姓负担。海瑞做知县前，淳安县每年的驿费开支高达白银1000多两，百姓每丁需纳银三两五钱。海瑞到任后，调整了标准：一般官员过境接待费为5～6钱银子；如果督抚大员，可再增加钱银子。一年下来，淳安的驿费仅需银900多两，每丁仅纳银二钱五分，为此前的7%。仅此一项，每年向百姓少征1万多两白银。9年后，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发布《督抚条约》6款，规定：巡抚出巡时，府县官员不得出城迎接，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至三钱；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

海瑞最后死于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这位二品大员去世之后，仅余白银0两，连丧葬费都不够。他的好友王用汲去看他，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织的帷布，比麻布还差）还是破的，连个穷书生的境况都不如，感动得直流眼泪，并为他凑足丧葬费。海瑞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清廉正直，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去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有所为有所不为

领导干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善于认清形势，分析问题，分清楚哪些情况需要担当、必须担当，哪些情况不要担当、不能担当。

儒家思想提倡“中庸之道”，强调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东亚乃至全世界。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论语》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政治上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著名理学家程颐也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从领导干部的担当上来看，“中庸之道”讲的是担当要讲究“度”，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该担当的、必须担当的要勇于担当；对于不该担当、不能担当的要懂得回避。

领导干部要有“有所不为”的律己与坚持。有所不为就是要时刻以党章党纪为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在政治立场上不能动摇，不能有临时思想、镀金思想、特权思想，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能摇摆不定，心口不一，要保持心灵纯净，意志坚定。在工作态度上不能松懈，要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工作，牢记群众观念，服务宗旨，不能只是做样子、搞形式、靠关系、搞门道，真正将心沉下来，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克难攻艰。在生活作风上不能走样，在我们周围，一些党员干部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吃拿卡要，公权私用，贪图享乐，精神懈怠。一定要以此为戒，洁身自好，保持本色，守住第一道防线，“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领导干部要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淡定与气度。老子曾言“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即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保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生活，就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事。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老子还曾谈道，“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一切顺其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的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追求的是奉献，“无为”的结果，恰恰也成为“有所作为”（有奉献）。

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忌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

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

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休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遏制钩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为官用权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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