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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1页）

些东西，是经过了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才整理出来的。我们这个东西呀，就是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鉴证，经得起时间的鉴证。我们不怕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如果他真能反得了那才算他有本事呢。就这个东西，就在历史上彻底宣判刘少奇的死刑了。”

康生也在会议上说：“这本材料呀，字字句句都有江青同志的血汗呀。江青同志在这本审查报告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呀。”

江青至今都能背下里面的内容：“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人民在中共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展开了反帝宣传示威运动。二十日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造成了惨案。这起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畏惧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私自离上海到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判处‘斩决’，经刘少奇后台与赵恒惕进行反革命交易，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做了可耻的叛徒，随后，他跑到广州重新钻入党内。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极力破坏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忿，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武汉‘七·一五’大屠杀，刘少奇躲在庐山，向汪精卫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情况，要汪、陈‘速除’，又一次出卖革命，充当可耻的叛徒……”

这些，当时都是反复经过调查该实的材料，没有半点虚假呀。怎么他们说推倒就推倒了呢？这段历史果真能像一块面团，说捏成什么样子就成了什么样子了吗？她到了这个时候，真佩服邓小平的本事，竟然能够把毛泽东定下的铁案一件一件地推了个干干净净，翻了个底朝天！

江青想到进展时，又回忆起自己在说到刘少奇第二次被捕叛变时，特意指出的一句话：“刘少奇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利用全党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痛恨，和一部分党员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提出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当时的形势是什么‘不断高涨’，否认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反对向井冈山进军，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希望的地方起义。毛主席坚决反对了这条路线，所以瞿秋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基本上结束了他在全党的统治。刘少奇一开始是追随瞿秋白的，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第三次叛变革命投降了敝人，充当内奸，致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你们说，刘少奇这样的人选不是死有余辜吗？”

现在看起来，邓小平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这时，江青反而欣慰地笑了笑，讲了十几年五不怕的原则，今天才到了考验的时候。既然大难临头，只好明知前途凶险，也得赴汤蹈火了。

当开饭的时候，江青嘴里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段，故作轻松地大口吃着饭，对监管人员说：“我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准备上法庭和他们辩论去呀。只要让我说话就行呀。”

“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情说这种话吗？”有人问她。

江青说：“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刘少奇和他的同伙们是绝对不理解的。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截然不同嘛。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为了活命，可以给人家下跪，写悔过书，写《反共启示》，可以无耻地带上敌人搜捕共产党。叛徒哲学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的活命第一，他们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是他们的座右铭呀。他们一切以生命为转移，只要让他活着，什么坏事都乐意干。彭真、刘仁有一句话就是：‘有人虽然叛变了，不要紧，只要出来就行。’这些人到了共产党审查他们的时候，就耍两面派。邓小平、彭真给我们写检查时候，说得多么好啊，娓娓动听呀，很令人感动呀，其实呢，你们和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江青，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讲这些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定要与人民为敌呢？”

“我说同志呀，我现在还称你为同志，你大概不会反对吧？”江青依然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他们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因此。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不怕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毫不退却：他们在敌人的牢狱中，宁肯把牢狱坐穿，也不愿从狗洞里爬出；他们可以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给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光辉形象的写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迷轻。’那些叛徒们，死了也是遗臭万年的。”

“江青，你说了这么多，那你要是死了，是重于泰山呢，遇是轻于鸿毛？”

江青意味深长地笑了：“关于我自己嘛，我不好评价，还是让人民去说话吧。现在报刊上对我的胡说八道，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我想，人民对我的了解不但应当从拥护我的人中来听反映，而且也应该从反对我的人中来听攻击。毛主席对我的认识，就是从一部分反对我的人那里掌握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样说你的吗？”

“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历史上如何如何，全是诬蔑。那才是真正的诬陷呢。那些材料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是地地道道的造谣。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可是不那么容易呀，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愿意当革命造反派，那时左派和造反派光荣呀，老保可耻呀。当革命成为时髦的时候，用列宁的话来说，所有的混蛋都可以宣布他是革命者。现在，当革命造反派是要杀头、坐牢、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许多人就叛变了。这也是一种叛徒。不过，这是我们的后代来评说的问题。”

江青说完此话，站了起来，将饭碗一推：“你们看，尽管我的身体不好，还是要锻炼着坚持呀。”

还是刚刚被关押起来的时候，江青就得意地对那时的专案组吹嘘：“你们这样对待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刘少奇和林彪翻案。你们知道吗？我是最早看透刘少奇的，没有我江某，你们会有今天吗？”她讲这话的时候，是针对着华国锋的。

那时，华国锋和汪东兴指责她是“和刘少奇一类同样的走资派”、“要把批判江青等‘四人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批”。江青的主要罪行是伪造了毛泽东“按照既定方针办”的指示。江青当然不服。江青说：“你们回去告诉华国锋，他才是真正伪造毛主席指示的罪魁。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在全国传达‘按照既定方针办’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华国锋。这是有账可查的。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他和我们清清楚楚地讲了这句话。现在，华国锋想赖账。”

平心而论，江青说的是实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也就是毛泽东临终的一个月零九天之前。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吴桂贤、苏振华和倪志福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省、市、自治区的全体代表。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作了讲话。

华国锋首先讲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接着就大骂邓小平，号召全国全党进一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然后，话锋一转说道：“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的问题要注意。’还指示过我们：‘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央的规定去办。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深入批邓，把革命搞好。要抓革命促生产，要鼓大家的劲。上半年的生产情况总的是好的，但发展不平衡，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农业生产情况是好的，自然灾害多，夏粮还是丰收，产量是历史最高的。搞好生产，对于发展大好形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江青被捕后的近三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还振振有辞地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党直接依靠广大群级，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

现在，华国锋摇身一变，成了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追悼大会的主持人，成了所谓为邓小平平反的立大功者，江青能服气吗？她多次对监管人说：“你们给我向党中央捎话，我要见见这个华国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还有没有点中国人说话算话的气味？”

当然，监管人不会给她向华国锋捎这种话的，但是却把江青的言谈活动如实地向中央汇报了。

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对赵紫阳、习仲勋等人说：“你们看，华国锋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吧？形势就决定了他老是这么自打嘴巴不是个办法，连江青都不怕他了，当然那个娘们现在是谁也不怕。不过，华国锋这一下在全党是彻底地失去了威信了。让他继续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职务，实在是丢我们党的脸。说得好听点，他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领导人，说得具体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两面派和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作领袖是对党的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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