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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还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1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意味着向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使命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建党已在上海开始了，紧接着的任务便是建团。帮助各国建团，原本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之后，在同年十一月，欧洲十四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代表会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苏俄共青团的十七岁的代表拉扎里·沙茨金在前往柏林之前，列宁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沙茨金不负列宁的重托，艰难地穿越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几个国家的边境，这才秘密到达柏林。开完代表会议，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苏俄。

设在柏林的青年共产国际，那时还顾不上东方，没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团。这样，建团使命也就由维经斯基兼顾。在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诞生。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在上海诞生。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八位年轻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聚会。陈独秀、维经斯基、杨明斋也来到了那里。陈独秀的身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那八位年轻人是“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据施存统自己说，“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因此不可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则当之无愧）、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在这八个人之中，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即“S。Y。”（“社会主义”和“青年团”的英文的开头字母分别为“S”、“Y”）。青年团的名称，在中国有过几度变迁：一九二二年五月正式成立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便于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共青团改组，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一九四六年，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没有年龄限制，连四十一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是团员。

到了一九二二年底，这才明确团员有年龄限制，即二十三岁以下。这样，一批超过这一年龄的团员，退出了“S。Y。”。个别超龄的而仍需留在团内工作的，称“特别团员”。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中，年纪最轻的是俞秀松，二十一岁。陈独秀指派这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成员，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负责人的职务，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也叫“书记”。这样，俞秀松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这个后来跟斯大林有着友谊的人物，能干而思想敏锐。他原名寿松，字柏青，曾用过化名王寿成。他后来在苏联工作时，叫“纳利马诺夫”。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面不远的诸暨，那里是西施的故乡。对于俞秀松来说，人生的重要一步，是在一九一六年跨出的。那年他十七岁。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大金刚”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农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他很快就博得一个雅号，曰“三W主义”——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样都以“W”为开头字母，他遇事总爱问“谁、为什么、怎么样”，犹如“十万个为什么”。五四运动风暴骤起，消息从北京传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满腔愤懑，总想一吐为快，于是俞秀松和一班同学筹备办一个刊物。参加者有二十七人，有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施存统、傅彬然，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汪馥泉、孙敬文、蔡经铭、倪维熊、杨志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松小一岁，他就是后来以笔名夏衍出名的作家。学生们没有钱，怎么办刊物？每人捐了一块“袁大头”（当年的银元上刻着袁世凯头像，人称“袁大头”），又向校长经亨颐、向“四大金刚”、向沈玄庐募捐，拿到一点钱。

刊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下旬开始筹办，定于十月十日出版创刊号，取名《双十》——因为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称为“双十节”。据夏衍回忆：“第一、二次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宣中华没有参加，但是《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明显地成了这个小刊物的领导人。俞秀松，诸暨人，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明显的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2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力倒颇大，从报纸中缝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上海、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内中既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均为这张小小的报纸的“代派”，亦即发行。《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这篇《非孝》一出，当即一片哗然。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都披挂上阵，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而“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因此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在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两期，便被警察封存。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二十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引者注：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独秀

陈独秀确实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气和锐气。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编俞秀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勇将；另一主编宣中华后来受到列宁接见，也是中国共产党骨干，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五日死于龙华；《非孝》作者施存统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角色；至于“那两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电影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三期，但到了上海未能办成。正巧，看到报载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启事，便在一九一九年底来到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在工读互助团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他下定了决心，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返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经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在星期评论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颇为赏识俞秀松的才干。正因为这样，在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际，他指派了这位具有“奋发的精神”的俞秀松担任了书记。

第四部分：初创新渔阳里六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颇为热闹。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的诗。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的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的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楼下，客堂间，居然放着一张可供十二个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灶间，安上了大锅，居然还有专门烧饭的人。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架起了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新渔阳里六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它居然还被登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那广告全文如下：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怎么忽地变成了“外国语学社”？大门口，真的挂起了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外国语学社”！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外国语学社”：社会长乃杨明斋。社秘书为俞秀松。俄文的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即维经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叫王元龄，思想也十分进步。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教师袁振英。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生除了上海市的，还有从外地来的。外地学生有的就住在那里。屋里不时传出俄语声、日语声、法语声、英语声，真的像个“外国语学社”的样子。虽说在报上公开登了招生广告，其实，那只是使这个“外国语学社”合法化罢了。

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批把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在这批学生之中：有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有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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