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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太子不高兴，他们比谁都着急；太子开心，他们比太子还开心。能分到太子身边，是他们三世修来的运气，和太子爷建立起亲密的感情是他们切身利益所在。

日久天长，他们和太子建立了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要紧密无间。朱厚照有什么心里话，不和自己的父母说，却会对身边太监们说。太监们也早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他们和太子在一起，经常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他们不懂游戏会破坏“圣德”，影响“圣学”，危及“天理人心”，甚至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他们的任务是让太子活得舒服，玩得开心。“八虎”个个是哄孩子的好手，他们可以弄来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玩具，可以发明种种新的游戏，他们有的是骑马射猎的好手，有的是蹴球下棋的行家。有的人擅讲评书，有的人会唱鼓词。他们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的目的只是要赢得太子的好感，博得太子一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让他杀掉“八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太监的偏见不以为然。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太监没好人。似乎人一阉割，立刻就从正常人变成了恶魔。但在朱厚照的生命经验里，太监也是人，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忠诚和热情不比寻常人多，也不比寻常人少。在历史故事中，太监从来都是负面角色，似乎太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要祸国殃民。朱厚照却绝不这样看。他认为，绝大多数太监对皇室成员是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就如同听话的狗。如果说出现什么错误，那也是主人的错误指令导致的，与狗何干？每听到大臣们进言太监祸国，他都要反驳：“天下事难道都是叫太监坏的？那文官里我看十个也有四五个是坏事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讲理讲不过这些文官。一个是他知识没有他们渊博，表达能力不如他们，再一个他深知这些人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认死理儿，有理也跟他们讲不清。

这道奏折在宫中留了好几天。据明朝稗史记载，朱厚照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茶饭不思。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向大臣们让步。大臣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他孤身一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全体朝臣的对立面。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政治这架复杂的机器还一头雾水，国家大政的运转全靠这些文臣。同时，他也知道社会舆论站在文臣们一边，确实自己这一阵玩得太疯了。如果他拒不改正，就会把自己置于“昏君”的位置，受到天下人的一致指责。痛定思痛，为了大局，他咬着牙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他人屈服。他基本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只不过把对这些太监的处分由杀掉改为发往南京宫中闲住。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让他杀掉这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决心从此以后杀杀自己的性子，好好上班，多看看折子，省得他们成天在耳边啰唣。

正文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5）

然而，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极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相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个职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意志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们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们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还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必恭必敬，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他不起。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就住在哪。

他做的第二大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件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官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沙锅啰！”“磨剪子来抢菜刀！”“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来！”……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明通鉴》载：正德“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在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顶，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每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就像这组建筑修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和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一直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正文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6）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们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奇谈，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飘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多是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们基本一致，最喜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演奏的却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史书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儿，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穿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起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儿相当重。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干儿……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体现在贵族生活中。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许多蠢事就不必说了，到头发花白的年纪，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尽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喜欢使棒弄刀，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亲自斫击。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以为笑乐。”（吴晗《朱元璋传》）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luoti（被禁止）杂坐，以为戏乐。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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