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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1页）

《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游》的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蓄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所以，她把“忠义”看得比杀人还坏。于是，当华国锋下令将她抓起来的时候，她就不敢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几个字来斥责他的背叛，而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投降”，谁也弄不清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江青用指头点着台上的那几个法官说：“你们攻击我诬陷了周扬这些人，你们了解历史吗？这里、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东西，对你们启蒙启蒙。一九三六年，毛主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后，中央曾经派人向在上海的周扬传达了这个方针。而周扬不听，王明提出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周扬马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白纸黑字地写道：‘关于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以及这错误所造成的不可挽救的过失，新近王明已经痛切地批判地指出了。我不必多说这引起全场一致欢呼的报告含有如何重大的意义，我只想着重指出，既然政治上有了这样鲜明的见解，作为反映政治推进政治的文化团体，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过去的关门政策，应该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作家，建立文学上的国防战线。’于是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三十年代的人搞了所谓的‘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等，他们的做法是反对毛主席的嘛。就在这年的二月，在周扬等人的策划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以及叛徒邓洁等人一手搞起来的非法组织。这样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讲吗？一讲就是诬陷，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放任不理吗？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这些‘国防文学’的人物，筹办‘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就坚决反对。他在二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里，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压迫，那能作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我们的这个组织里，我觉得实做得少，监督得多，个个想作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指左联》已经解散，别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绝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做的。’这就是鲁迅的态度……”

说老实话，审判台上的那些人，对所谓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的历史基本上一窍不通，此刻只是听江青唠唠叨叨，其实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江青说得倒挺来劲：“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封信中，揭露了周扬包庇田汉，认敌为友的丑行。他说：‘去年田汉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回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是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指他叛变），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周扬这个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营了。’就在这年的四月，鲁迅听到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马上接受了主席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斗争。鲁迅在五月三日的信中说：‘此间莲姑家（指左联）已散，化为傅（傅东华）郑（郑振铎）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借此支持《文学》而已。周扬对我大肆攻击，意在破坏，并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协会弄得一团槽呢？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团上宣布我的罪状。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有人要乘机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作人太坏了。’在五月五日的信中又说：‘我因不加入文艺家协会，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是破坏联合战线，但这类英雄，大抵是一现于后，马上不见了。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五月二十二日，鲁迅表示道：‘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你们听见了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遭遇，也有相似的地方……”

旁听席上的人们窃窃议论：“江青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她讲这些和法庭指控她的罪行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她有点太激动了，连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是不是有点糊涂了呢？讲这些对文艺界吹毛求疵的事情有什么意思？”

其实，江青并不糊涂，她是在借古比今呢。

“周扬自以为苦打鲁迅便可以使他屈服，而伟大的鲁迅则横眉冷对。于是，他就命令邓洁与鲁迅谈判，给鲁迅施加压力，秘密威胁。邓洁要鲁迅无条件地接受周扬的领导，说：‘要一致抗日，你要尊重周扬，周扬是代表党的，要加强团结，对周扬的缺点不要计较。’鲁迅驳斥道：‘我完全拥护党，拥护统一战线，我不顾一切牺牲和敌人作斗争，在冲锋陷阵，但是周扬、夏衍却在背后放我的冷箭，这种人不能信，更不能接受他的领导。’八月十日，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讲得就更具体了，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到现在更具体地、更实际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绝非停止了历来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对者的血的斗争，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各位法官和你们这些讼棍们，我今天的态度，和鲁迅昨天对周扬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可能。你们搞了这么多的所谓平反，实际上就是翻案。而翻案，毛主席早就说过了：‘翻案不得人心。’你们现在对毛主席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你们现在是执行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路线。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你们如此丑化我，不是丑化毛主席又是丑化谁呢？这是和尚头上的脓疮，明摆着呢。”

江华看了看黄火青，黄火青似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全场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什么，所以继续让江青往下说：“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在文艺实践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许多的宣扬投降主义的东西。如夏衍、张庚等编写的《保卫卢沟桥》中，叫喊‘中华民国万岁！’甚至让农民向蒋军跪地求饶；田汉的《卢沟桥》把国民党军官称为‘老百姓的花’，大喊其万岁；阳翰笙在《两面人》里，借茶农之口把一个勾通日寇偷做茶叶买卖的汉奸，说成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于伶在五幕剧《夜光杯》里，把一个舞女郁丽利描写成侠骨柔情，行刺汉奸的巾帼英雄，多啦，这些问题说也说不完。纵观‘国防文学’，可以看出，周扬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着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对党的文艺运动，从政治上到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大拍卖、大背叛、大投降。就是这样的人物，我在一定的会议上批判几句，怎么就成了诬陷？在你们的字典中，就是允许他们向党进攻，不允许我们进行反击。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王法？”

江华不住地看手腕上的手表，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江青身上，所有的人都看出江青的眼睛里隐藏着一股急切的报复的目光，所以，大家都静静地听她的答辩：“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把我这个要被杀的搞在一起，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取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的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不脱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华看到江青这付咬牙切齿的面孔，心想幸亏这个女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还在当初那个高位，她今天的这几句话；那还了得吗？这在这次法庭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出来的。

江青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中共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故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们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是怎样地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发言，向她提出了警告：“被告人江青，你听着：你的辩护和发言，不能脱离起诉书指控拟定范围和内容。在这个范围里你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你利用这个辩护的权力和机会，继续诬陷和诽谤他人，攻击党和政府，这就是新的犯罪。本庭将坚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点，我在这里再一次给你讲清楚。”

“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江青热嘲冷讽地说：“法庭上允许我辩护，这是你们的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法还规定这个法律要保证无罪人不受到法律的追究，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又一次给人民描绘了一副血淋淋的远景画图。

江华和所有听到江青讲话的人都深思了：我们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所采取的措施粉碎江青的这个预言呢？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中国还能再走当年的老路吗？

江青等审判长警告完了后。继续发言。她才不管他们警告的那一套呢。她从来是按照她的语言和她的思维来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她既然已把今天的一切都当作是反革命政变后对她的迫害，那她就无法向法庭缴械投降，何况她一提起“叛徒”二字来就咬牙切齿，仿佛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她用嘲弄法庭的语言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抄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迫害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的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做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没想变成现实罢了。”

法庭又一次对她敲响了警铃。这是对她离题万里的一种警告。

江青洋洋不睬，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一样。

“你们听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是我江某人给他们编造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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