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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刘邦想把吕后的儿子—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吕后恳求张良帮忙，张良就告诉她，只要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皇上就不会废太子了。

商山四皓是从秦始皇时就当隐士的四个老头儿，学问好，道德高，名气大。刘邦想请他们出山，他们认为刘邦喜欢开口说粗话，还曾经把书生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不会礼贤下士，因此一直不答应。

吕后教儿子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待为上宾。刘邦知道后，认为太子党羽已成，改立一事就没有进行。

此三窟成了以后，张良就不仅保全一生富贵安荣，而且英名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我们可能没有张良那样的智慧，冯谖这样的朋友也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却可以从这个故事得到启发，在处世为人时，奉行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纵无善报，也不致于遭受恶报！

这样为自己留下后路，遇到问题时，起码不会有人落井下石。孟尝君有了三窟，尚且勉强能够免除一死，更何况我们往往连一窟都没有做好！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1）

滔滔不绝表现的未必是智慧，沉默寡言的背后自有其玄妙之处。

把握行与言的分寸

有人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也有人说，沉默是金。这两句话看似矛盾，但却包涵了一个言与行的分寸问题。

曾经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忠言直谏，你为什么从来不称赞他是忠臣呢？”

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大臣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反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这不是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学问、人品样样都好，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但他与其它大臣见面时，从来不议论皇帝过错，只是几十次地上奏章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因此后来人都称赞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和真正的忠臣。”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言而无行不如行而不言。

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虎圈管理员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上林苑负责人。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候周勃这人如何？”

文帝说：“是位智者。”

又问：“东阳候张相如如何？”

文帝又说：“也是位智者。”

张释之说：“这两位智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象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秦朝时候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说话办事更敏捷干练，却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整个大局也就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了。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灵利就破格提拔，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做事的人了。有道是上行下效，下级受上级的影响，比光传播得还要快，陛下不可不慎重考虑啊！”

于是文帝没有提拔那个小吏。

张释之的话虽然偏颇，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狮子如果只知道咆哮，还不如马蜂的毒针厉害，立论高杆而不去实施，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埋头做事。

世上有许多人，读过很多年的书，甚至做到了XX学科的博士、博士后，动辄就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论文，可一旦要他解决实际问题，他马上傻眼了。因为这种人只会照本宣科，而不学以致用，又怎么能成为大人物，成就大事业呢？

在很多情况下，低论调甚至不置一言反映的不仅是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更是一种包容万物的大气度、大胸怀。宋朝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海纳百川般的大人物。

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是枢密院同事。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但是王旦都一笑置之。

后来寇准罢相，辗转无聊之际，只好回过头来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一个职位。王旦听说后对来人说：国家官员的职位，哪里可以随便请托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

寇准觉得很没面子，对王旦更不满意，逢人就说他的坏话。

不久之后，寇准又被任命到中枢担任要职，他参见真宗的时候说：“如果不是陛下知臣，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真宗摇头告诉寇准：“你能担任这个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推荐。”寇准非常羞愧。

古人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把握行与言分寸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该多讲时大胆放言，不能少说，否则言犹未尽；该少讲的，不能多说，否则言多必失；该沉默时，奉行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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