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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1932年6月初，部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主攻，高岗率二大队在东山寨侧面掩护。战斗失利，五支队被冲散；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东山寨，阵地被夺。部队撤到集义镇休整时不见高岗。以为他擅自离队，决定开除其党籍。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高岗“临镇脱逃”事件。

然而，高岗并未“脱逃”。部队被冲散后，他正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却被中队长党宜山强行缴了枪，拉出20来人，胁迫他一起脱离主力部队，向西转移。走到麻同川东面，天已黑，见有十几个人迎面而来。经询问，是高朗亭率领的延川游击队。于是合编一起，取名“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有高岗和高朗亭带领，进行向西寻找主力部队。

转战中，在安条岭突遭民团伏击，高岗腿受重伤，跌入深沟树丛中，昏迷过去。醒来时，部队已不知去向，敌人也了无踪影。他艰难地爬到一农民家养了几天，稍恢复体力，即转移到化池地区一朋友家继续疗伤。其间，得知1930年他所在的新编第八旅就在西华池一带驻防，共产党员高鹏飞、李树林等额仍在该部担任军官。他非常兴奋，伤未愈即来到西华池，一边养伤，一边策划起义。此时，他又获悉刘志丹的队伍就在宁县盘克原一带活动，遂派人去联系。

经过周密策划，1932年7月19日，高岗和高鹏飞利用部队操练之机，拉出两个连近二百人、枪，带到盘克原，与刘志丹会合。

这是几十次兵变中最成功的一次，全军欢庆。这次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对后来建立红二十六军起了重大作用。高岗向部队党委汇报了他离队的经过和受伤养伤、策动起义的情况，所谓“临镇脱逃”的真相大白，部队党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其职务。

“临镇脱逃”和西华池起义，是高岗政治生涯中的两个重大事件。20多年后，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又有人提出“临镇脱逃”问题，高岗专门写了书面说明。【注5　关于高岗“临镇脱逃”的问题，直到全国解放后，阎红彦多次揭发，近年还有报刊登载阎的揭发材料，可见影响之大。】

3、红二十六军建立与南下失败

1932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派省委书记杜衡到部队进行改编。他先后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和转角镇召开游击队党员大会，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打游击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高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等口号，要求“在西安附近建立苏区、争取全省胜利”；宣布省委的决定：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争取近期内组建一个师，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开创根据地；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等人的职务，调离部队。后经同志们力争，总算把刘志丹留下当了团政治处处长，其他人还是调走了。

这就是高岗反省时所说的“1930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年赶走”。

1933年3月，成立陕甘边特委，【注6　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密、秦舞山等。】同时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主要在三原、富平、耀县、高陵一带活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6月，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

此时，杜衡不顾省委指示和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刘志丹率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省委得知后，立即派人赶去拦阻，但已来不及了。结果，红二团在敌军围追堵截下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牺牲一百余人，弹尽粮绝，在终南山被打垮，刘志丹等领导人下落不明！

4、耀县起义与省委大破坏

1933年春，省委派高岗到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注7　王泰吉原是中共党员，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策应兵变。经过慎密策划，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部起义，并收编了城里的民团、警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全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一些农民参加起义队伍，总计约有千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高岗回省委汇报；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南下，沿途遭敌人的阻击，损失惨重。转而北上照金，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时，仅不到二百人、枪。

1933年7月28日，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店开会听高岗汇报，突然闯进一群特务。贾拓夫（省委秘书长）和高岗冲出饭店，其他人都被捕了。他们二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后，贾拓夫派高岗为省委特派员回照金整顿党组织和部队，自己去北方局报告情况。【注8　贾拓夫到北方局汇报后，奉命去上海寻找党中央。此时党中央已转移到中央苏区，贾又前往苏区，以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

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致使陕、甘两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西安城里四处张贴着敌人的布告和通缉令，报纸上赫然登着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高岗的布告。他一时无法出城，只得躲在杜斌丞【注9　杜斌丞，教育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等职。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和抗日斗争，并做出重大贡献。1947年3月20日被胡宗南杀害。】家里等待时机。几天后，杜斌丞以上坟为名，将高带出城。

从此，陕西省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5、陈家坡会议与包家寨会议

1933年8月初，高岗辗转来到照金，此时的照金处境十分险恶。

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敌人四处散布“刘志丹已被处决”的谣言，张贴悬赏捉人的不高和通缉令，并不断发动对照金的“围剿”。留在照金的干部战士人心浮动，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

在这关键时刻，高岗带来省委的指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整顿、壮大红军主力，以及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参加者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陕甘边特委领导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耀县游击队的领导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及其中的党员干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领导人及其连以上干部。高岗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党组织和部队的指示，提出把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省委已经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省委特派员和省委指示？既然红军垮了，根据地也没有了，不如分散队伍，各自回原地区进行秘密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回渭北地区发展；多数同志反对这些主张，拥护省委的指示。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主力、游击队和义勇军，选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会议为红军确定了打小仗不打打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红军主力部队，深入陕甘边区打击敌人，巩固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会后，在特委主持下，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为主力部队；同时组建了六支游击队，主动出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打击照金附近的地主武装和民团，夺取物资，武装自己，连连获胜；巩固、拓宽了根据地，改善了装备，锻炼并鼓舞了干部战士。1933年9月中旬，高岗奉命率主力部队一举打下旬邑县城，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斗争反动官僚恶霸。这是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威大震、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1933年10月初，部队带着缴获的物资返回照金，适逢中秋佳节，军民共庆。恰在此时，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更是喜上加喜！

从1933年8月以来，敌人不断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10月，敌人又纠集四个团的兵力和附近各县民团六千余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军被迫转到外线作战，来到南梁。敌人很快占领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后，红军向何处发展？

在红四十二师创建之初，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等人就曾议论过：“狡兔三窟“，红军也不能只有一个根据地，除了渭北以外，还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根据地，这样，红军和游击队才有回旋之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特委的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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