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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有时候有罪过却得到嘉奖,有时候有功绩却引来责罚。西门豹治理邺县时,粮仓里没有积蓄的粮食,钱库里没有储备的钱币,兵库里没有兵械存放,官府里没有总计收入的账簿。这样就有人多次在文侯面前议论过西门豹的这些过失。于是魏文侯就亲临邺县检查工作,看到的现象果然和人们议论的相一致。魏文侯于是召见西门豹说:“翟璜推荐你来治理邺县,你却将这里治理得如此混乱。你能说清这些事的原由也就算了,否则就要严加追究。”西门豹解释说:“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君王使人民富足实施霸道的君王使士富足只有亡国之君才使各种府库充足。如今你魏文侯是要实施王霸之道,所以为臣就将粮食、兵器、钱财都积贮在民间。你如果不信的话,让我登上城楼击鼓,这时铠甲兵器和粮食就会马上齐备。”于是西门豹登上城楼开始击鼓,第一阵鼓声结束,只见百姓纷纷披挂铠甲,带着弓箭,手持兵器从家里出来第二阵鼓声结束,只见又有许多百姓背着或用车装着粮食纷纷来到。看到这些后,魏文侯说:“行了,行了。”西门豹说:“我和百姓守约讲信用,这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有一次欺骗他们,以后就别再想调动他们。燕国曾经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八座城市现在让我指挥军民向北攻打燕国,收复失地。”于是西门豹率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失地后返回邺城。这就是有罪过反而得到嘉奖的事例。还有,解扁担任魏东部边境官员,有一次年终上报账目,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倍,主管财政的官员提请上级嘉奖解扁。而魏文侯却质疑说:“我的国土没有增扩,人口也没增多,为何解扁的地方财政却增加三倍?”主管官员解释说:“解扁在当地下令百姓冬天砍伐树木积存起来,到来年春天再从河道运出去卖掉,所以这样积聚了不少钱财。”魏文侯听了说:“百姓春天努力耕种,夏天勉力耘耕锄草,秋天又忙着收割敛藏,只有冬天才有空闲,现在要他们冬天伐木积贮树木,又驾车运到河边,这样一来,百姓哪有时间休生养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就是收入增加三倍,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有功绩却反而引招责备的事例。
贤明的君主不苟且获得,忠诚的臣子不苟且得利。怎么说明这点呢?中行穆伯进攻鼓地,一时攻不下。这时闻伦说:“鼓地方上的啬夫,我认识他。我有办法不劳顿我们的军队就能把鼓这个地方弄到手。”穆伯没有理会闻伦说的话。穆伯身边的人就说了:“按闻伦说来我们可以不断一戟、不伤一卒就可以将鼓地拿到手,你为什么不派闻伦去做这件事呢?”穆伯说:“闻伦是个奸邪不仁的小人。如果派他去完全这件任务,夺得鼓地,到时我能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也就等于是奖赏奸邪不仁小人,让这种奸邪小人得志,也就会使整个晋国的人都会舍弃仁义而追求奸佞。这样即使得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攻夺城池,本想是扩展领土,但有时本可轻易获得的土地却不去获得,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已看清了事物的本源而推知它发展的后果了。
咎犯在城濮打了胜仗,而雍季却无半点功劳,但到论功行赏时,雍季首先得到赏赐,而咎犯只得到安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雍季说的话中有它可贵之处。“义”,正是天下所赏识、珍贵的东西,所以说句句话管用,不如瞅准势头,摸透人的心意然后谨慎行事。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征询咎犯的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那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可。”文王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文王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为何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而轻视长远利益呢?”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养了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会会魏、韩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个协议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他就非得挨个地来收拾你们两家。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是进入到我的耳中,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二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并约定其他事项。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回报。到了约定的日期,趁着黑暗,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一片慌乱,连忙堵水。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军队从正面出击,将智伯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杀死,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凯旋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战胜敌人,挽救国家,也比不上施行忠义来得高贵。所以老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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