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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朝天猩猩鼻孔。第二天随新娘子回家；发现她还抽水烟；更增了他心里的不快。这两天的婚礼，对他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结婚受难记”。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开贞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曾回家居住，但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她便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恪守妇道，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寡妇，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初到日本的那几年，在异国流浪生活中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军阀混战，父母包办婚姻留下的创伤，加上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神经衰弱症”，使他陷入消沉、苦闷之中，他忽儿想自杀，忽儿想出家，精神濒于崩溃。

正在这时，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回来的，或者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我和她开始恋爱，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挥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到东京去探望友人。在圣路加医院，他第一次见到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洁光，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起敬。

不久，陈龙骥在养生院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藉此机会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怀着对爱的神秘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隔了一个星期；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的X光照片寄到冈山六高来了。她还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许多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生于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5日，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日本姑娘立志献身于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从仙台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着苦味的甜蜜。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邦备受欺侮之痛，这时的郭沫若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的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丽亚一样，怎能不叫他万分感动呢？

“啊啊，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么！”

他这么激动地想着。再看那信时，字里行间分明又闪现出佐藤富子特有的那种圣洁的光辉来。郭沫若的心灯被拨亮了，智光被点燃了，他当即给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几天以后，佐藤富子便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读罢之后，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心想：“这是情书啊！爱上了我真是奇怪，不过，他是一个可爱的学生，好男子……”

东京——冈山。虽相隔千里之遥，但隔不断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姑娘的绵绵情思。

从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书信往返十分频繁，一个星期之中每每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来，通过纸上谈心，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异国的兄妹。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难割难舍了。郭沫若开始为富子考虑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并想尽早与她同居。富子没有拒绝。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她同父亲及家族闹到决裂的地步，但她并不懊悔，她想走自己的路。

为了掩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为她起了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他们的情感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创作激情与灵感。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诗歌的煽动和歌德诗歌的哲理启发，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了。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2）

郭沫若和安娜两人的结合，没有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严格的基督教徒，没有征得父母同意便同一个并不信仰上帝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结婚，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安娜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分……

郭沫若自己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和安娜的自由结合，同样遭到他父母亲的反对。尤其是他提出来要和张琼华离婚，更受到了他们的斥责，很长一段时间竟断绝了书信来往。郭沫若想到父母都老了，张琼华又是旧式的脑筋，他假如一定要同她离婚，她可能会因而气坏。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了永远和家庭疏远的办法。

直到安娜生了长子和夫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宽恕了郭沫若，并承认了安娜的存在。但在写信的时候，仍称这位日本儿媳为“妾”，称安娜生的儿子为“庶子”。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伤心。

1923年4月郭沫若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饭的生活”。

长兄郭橙坞曾来信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了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他遇到了革命女战士安琳。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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