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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说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大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我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回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战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

第15节　新的起点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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